李昌钰的努力，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刑事司法向“重物证、重程序”时代的转型。

文| 王琳

3月27日，国际著名刑侦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离世，终年87岁。这位享誉世界的“当代福尔摩斯”一生践行“让物证说话”，在当代刑事鉴识史，甚至在刑事司法史上均留下了印记。

李昌钰生于江苏，成长于台湾，成名于美国。晚年的他跨越国界，回馈故土，而其一生既有困顿中的坚守、众说纷纭的争议，但更为人熟知的仍是专业领域的深耕不辍。

1938年，李昌钰生于江苏如皋，幼年家道中落。为减轻家庭负担，他放弃个人梦想，报考免学费的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后投身台北警界，自此与刑侦结下不解之缘。1965年，他怀揣仅有的50美元远赴美国求学，历经十载艰辛，于1975年获得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从美国纽黑文大学刑事科学系终身教授、系主任，到康涅狄格州刑事鉴识科学化验室主任，再到1998年成为美国首位州级华裔警政厅长，李昌钰打破族群壁垒，以其专业能力赢得了国际刑侦界的认同。

在刑侦领域，李昌钰率先将生物化学、DNA鉴定等前沿技术融入犯罪鉴识实践，打破了传统侦查对经验和口供的过度依赖，推动鉴识科学从“辅助手段”跃升为“核心证据”。

从业数十年，李昌钰的足迹遍布全球17个国家，参与调查六千余宗重大刑案，其中包括约翰·肯尼迪遇刺案、“水门事件”、辛普森杀妻案等经典案例。他提出的“现场重建”“微物证据”等理念，重构了刑侦调查的逻辑体系，让“物证不会说谎”成为国际司法界的共识，为现代刑事司法的程序正义筑牢了科学根基。

自20世纪80年代起，李昌钰便频繁往来中美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专业培训。1985年，他受公安部邀请首次回国讲学。40年来，他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刑事鉴识人才，助力完善了国内公安、法律院校的鉴识科学课程体系。

李昌钰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智识实践与传播反复印证：依靠严谨、客观、可验证的科学证据构建案件事实，是司法活动追求实体公正更为可靠的路径。

退休后的李昌钰，仍受聘于国内多所高校，将个人职业生涯积累的实践经验，融入六百余场演讲中，同时借助受众面更广的网络传播，将“无罪推定”“程序正义”“证据至上”等现代司法理念，以及先进的鉴识技术，系统传递给国内的刑侦人员与法律从业者。可以说，李昌钰的努力，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刑事司法从“重口供、轻程序”向“重物证、重程序”时代的转型。

当然，光环之下，亦不乏争议。近年来，李昌钰因一起旧案被指“伪造证据”，美国联邦法官曾裁定其对相关错误定罪负有责任。尽管李昌钰始终否认指控，但这一争议仍引发了公众对鉴识科学局限性的讨论。而置于科技发展与司法转型的历史洪流中，这样的争议本身，正是鉴识科学乃至司法证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所在，并不影响李昌钰的核心贡献。

刑侦鉴识本身就是一门在探索中不断完善、迭代的科学，受限于时代技术水平、现场保存条件等因素，偶有争议与疏漏，恰恰是推动这一学科不断进步的必然过程。这样的争议，更多是对鉴识科学边界、司法公正底线的深入探讨，印证的正是他一生倡导的“以证据说话、对历史负责”。

87载人生，从如皋少年到国际“神探”，从跨国学术使者到证据理念传灯人，李昌钰留下的，不仅是800多项荣誉，更有“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生信念，有“证据至上”的司法理念，和跨越国界的专业精神。

个人传奇或难以复制，舆论争议或难以避免，但李昌钰所亲身参与推动的、那个更加注重科学、证据与程序的司法文明发展方向，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当人们缅怀这位“华人神探”，本质上是在致敬一种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对还原真相的科学追求，和对实现正义的执着坚守。送别李昌钰，更要送别那个“口供为王”的时代，积极拥抱科学理性与司法文明。

撰稿 /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 / 迟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