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 吉安卡洛·卡萨莱 著 董世康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长期以来，世界历史从中世纪向近现代过渡的标志性事件，被界定为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这三大事件均以西欧国家为代表。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地理大发现”概念已受到质疑，更具中立性与包容性的“大航海时代”逐渐被采纳。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历史学家吉安卡洛·卡萨莱的《奥斯曼的大航海时代》应运而生，试图在西班牙、葡萄牙主导的传统大航海叙事之外，聚焦印度洋海域，展现一幅奥斯曼帝国的大航海图景。

　　海上崛起

　　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不是没有海上力量：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用到了海军；16世纪先后在地中海东部和中西部确立霸权。从1538年普雷韦扎海战到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三十余年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最高统治者）借助北非与巴尔干地区的海上武装力量，在地中海海域纵横驰骋，几乎掌控了整个北非沿岸地区。

　　奥斯曼帝国也没有忽视印度洋，它在地中海的对手是西班牙，而在印度洋则与葡萄牙为敌。1497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16世纪第二个十年，葡萄牙已逐步控制印度洋周边的战略枢纽，尤其试图封锁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红海交通命脉，而红海向来被奥斯曼帝国视为核心战略要地。事实上，苏丹塞利姆一世1517年征服埃及时，就已意识到印度洋的重要性；苏莱曼大帝1520年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了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的经营战略。

　　印度洋战略

　　奥斯曼帝国的印度洋战略，随着帝国核心执政者的更迭不断调整。书中以数任大维齐尔（土耳其语，高级大臣，相当于宰相）的执政时期为脉络，将奥斯曼印度洋航海事业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航海急速展开的时期。苏莱曼大帝的亲密伙伴易卜拉欣帕夏担任大维齐尔后，开启了奥斯曼在印度洋的大航海时代，卡萨莱称该时期为“侦察时代”。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大力支持海洋探险与知识生产，地理学、制图学在帝国兴起。奥斯曼海军南下控制也门，东进征服伊拉克，初步掌握红海与波斯湾入口，并与印度古吉拉特等地建立联系。

　　第二个阶段，围绕印度洋战略出现了分化。在鲁斯坦帕夏担任大维齐尔的17年里，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政策有了较大转变——从开放扩张趋于保守内敛，将变动的帝国边疆变成了固定的边界，从向外扩张变得止步不前。

　　第三个阶段，是印度洋事业达到巅峰的时期。埃及总督“胖子”阿里帕夏晋升为大维齐尔，将印度洋派系的政策延续了下来，以开放政策取代了鲁斯坦帕夏的闭关政策。到1565年索科鲁·穆罕默德帕夏接任大维齐尔后，更是全面铺开帝国海洋大战略。其执政15年，辅佐三任苏丹，其间虽与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但在印度洋政策上始终坚定站在印度洋派系立场，推动奥斯曼印度洋事业走向顶峰。

　　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的经营，还遵循着由近及远的空间次序，同时依托与周边政权的合作，逐步构建起海上势力范围。

　　第一个圈层是红海。由于也门和埃及经常发生叛乱，所以加强控制红海是帝国政策的重中之重。1536年远征古吉拉特时，奥斯曼顺势征服了亚丁和摩卡，加强了对也门和红海入海口的控制。

　　第二个圈层是波斯湾。奥斯曼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是宿敌，为了防止萨法维王朝与葡萄牙联手，奥斯曼征服了伊拉克，从而控制了波斯湾北部入口巴士拉，但是对南部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却无能为力。

　　第三个圈层是一个跨印度洋的联盟，包括古吉拉特、苏门答腊在内的印度洋周边政权，从红海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考量始终显著，香料贸易是关键动力，奥斯曼通过控制关键港口、与地方政权合作，甚至与葡萄牙达成局部妥协，使传统“红海—波斯湾”商路在16世纪下半叶重现繁荣，一度超越绕好望角的新航路贸易。

　　“大航海”的历史审视

　　奥斯曼的“大航海”事业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卡萨莱认为，奥斯曼的印度洋战略，及其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尤其是波斯湾的商业合作，推动了香料贸易和传统商路的复兴。但奥斯曼印度洋战略最终未能实现长远突破：一是帝国对印度洋事业的资源投入已达极限，难以持续支撑大规模海上经营；二是印度洋派系官员贪腐徇私，地方总督罔顾商人利益、中饱私囊，索科鲁派系大员更是在涉足香料与咖啡贸易过程中追逐利益，利用职务之便违反制度规定，严重破坏了印度洋地区的自由贸易秩序；三是帝国始终未能为印度洋贸易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一缺陷被卡萨莱视为奥斯曼海洋战略失败的致命因素。

　　该书中译本由青年学者董世康翻译，其工作呼应了当前国内学界对印度洋史、全球史日益增强的关注。该书视角旨在提醒我们，历史转折时期往往存在多中心、多路径的探索，奥斯曼的航海尝试虽未根本改变印度洋格局，却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世界形成过程的理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