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要求，有效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2026年全国检察长会议再次强调，要紧紧扭住“可诉性”这个关键，持续提升公益诉讼的精准性、规范性。为此，应进一步将“可诉性”要求贯穿公益诉讼检察履职全流程，从立案、调查、磋商、制发检察建议到提起诉讼，并延伸至案例编写环节。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应服务于高质效办案，案例内容应突出适格诉讼主体、违法行为、公益损害事实和法律明确授权等“可诉性”基本要素。同时，办案人员应加强案例研习，提升“可诉性”基本要素分析研判能力，培养形成“可诉性”要件思维模式，将“可诉性”判断内化为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的基本功，从而构建起从实践到案例，再以案例指导实践的完整闭环，全方位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检察公益诉讼案例的核心功能是服务高质效办案

　　完善的案例指导制度，选是基础、编是关键、用是核心。案例不能为发而编，案例编写要服务于应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每一个检察公益诉讼案例的编写都要回应高质效办案的履职要求。

　　检察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具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弥补现行制度的规范供给不足，并推动制度完善与立法发展。通过案例编发，将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做法和有益探索，总结提炼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办案规则，以指导和引领办案实践。二是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精准性和规范性。通过案例适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规范办案程序，实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案例功能的核心在于服务高质效办案，并与逐步体系化的“可诉性”办案指引形成功能互补。

　　为此，检察公益诉讼案例应体现检察履职特点和履职要求。因职能定位不同，检察案例和法院案例在编写体例、功能定位上存在差异。法院案例主要适用于裁判环节，核心是“裁判要旨”，即裁判规则。检察权的属性是法律监督权，检察公益诉讼是以“诉”的方式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发布，遵循检察权运行规律，需结合各项检察职能，提炼和总结检察履职的规则和经验。例如，检例第162号吉林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明晰了“监督管理职责”的内涵；检例第136号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明确了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案件中“英雄烈士”的范围，以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检例第111号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A公司等三被告非法向海洋倾倒建筑垃圾民事公益诉讼案，明确了上级检察机关二审出庭职责等。

　　突出“可诉性”要素是实现案例功能的关键所在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编写体例规范指引》（下称《编写指引》），案例编写一般包括标题、关键词、要旨、基本案情、检察机关履职过程、指导意义和相关规定等。目前，大多数案例较为关注办案的全过程，囿于篇幅所限，“可诉性”基本要素并不突出，有价值的办案经验挖掘也不充分。为突出“可诉性”基本要素，在现行《编写指引》框架下，改进案例编写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关键词”要体现案件的“可诉性”基本要素。按照《编写指引》，关键词应为3个至6个，以“案件类型+案由+司法规则或其他特色亮点”顺序排列，各案例的前两个关键词基本趋同——案件类型和法定领域，因此，突出“可诉性”应从公益损害事实、适格主体和违法性角度着力。关键词应紧扣案例，体现核心内容，做到准确、精练、规范，比如“医疗器械使用安全”“噪声公益损害认定”“乡镇政府职责”“无实质性整改”“平台企业责任”等，即把办案中法律适用分歧较大、调查举证最为复杂、与行政机关存在认识差异、形成规则具有指导性和填补性功能的一项或多项基本要素列为关键词。在涉及种属概念选择时，为确保表述精准，宜优先选择下位种概念，比如“资源损害”宜选择“矿产资源损害”、“替代性修复”宜选择“增殖放流”等。

　　二是优先将涉及“可诉性”基本要素的规则提炼为案例“要旨”，并与“履职过程”“指导意义”部分保持逻辑连贯。指导性案例的要旨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法律事实认定类、证据运用类、法律适用类、政策引导类和办案方法类。从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特点来看，实践中突出难点集中表现为，实体法规范供给不足、公共利益界定模糊、调查能力和保障有限、行政机关职责交叉，以及公益责任承担缺乏法律依据等，对案件“可诉性”的判断形成全方位挑战。因此，公益诉讼案例要旨的编写应侧重以下方面：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准确理解与适用、对构成要件认定的细化分析、对基本要素之间关联性的判断，以及对核心要件事实调查方法等，并在“指导意义”部分进一步阐释。“指导意义”的功能在于结合“要旨”展开阐释，提炼升华，做到源于个案又高于个案，体现要旨规则适用的普遍价值，因此，仍应突出“可诉性”这一核心。同理，检察机关“履职过程”部分，应重点总结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经验做法。比如，多主体不依法履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适格被监督对象，什么情形下可以监督政府而非职能部门，上下级检察机关如何一体协同办案等，这些都是实践中迫切需要的办案指引。当前，随着整体办案水平不断提升，案例功能已从简单参照借鉴转向破解实践难题，案例编写必然要求精益求精。

　　三是案例编写要重视“可诉性”的阶段性特征。尤其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不同诉讼环节有不同的“可诉性”审查重点，比如，立案环节考量的重点集中在法律明确授权和公益损害事实的确定，对于违法行为的认定，仅需达到可能性标准即可；调查取证环节考量的重点应围绕法定授权、公益受损、适格主体和违法行为四要素展开；检察建议环节的“可诉性”审查及论证则应当可视化，四要素必须完全具备、不存在瑕疵，才能保证检察建议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部分的精准性；起诉环节对“可诉性”的考量主要是对提起诉讼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进行判断。总的来看，这是一个由宽泛到精准、由表及里的判断过程。随着案例编写对“可诉性”要素的日益重视，其在不同诉讼环节中的阶段性判定标准也将得到更加全面的梳理与总结。

　　“可诉性”要件思维是高质效办案的“动态能力源”

　　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作为检察办案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是“静态知识库”，如何将其有效转化为“动态能力源”，成为每位检察官履职办案的实践能力，是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的关键所在。为此，应当紧紧扭住“可诉性”这个关键，从认识论推进到方法论，使其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官职业素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系统性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对“可诉性”基本要素的把握，不能止于概念理解和价值分析层面，而要内化为公益诉讼办案中分析、审查、判断要件的思维模式，即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可诉性”要件思维可以通过大量的案例研习逐步形成。法谚有云“实例研习是法律教育的核心”“学习法律的最佳方式是阅读案例”。制度化的案例研讨、智能化的案例推送，以及案例应用分析、评查考核机制等都是实现思维内化的有效路径。当前，最高检开展的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点评培训，以及国家检察官学院的案例教学和实训教学等本质上都是系统性的“可诉性”要件思维训练。随着检察数智化的不断推进，案例库建设应进一步实现“可诉性”基本要素的智能化检索，以数字赋能、科技助力推动检察官养成“可诉性”要件思维。

　　［作者为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检察官学院2025年度科研项目“检察公益诉讼‘可诉性’判断标准研究——以两高指导性案例为范本”（GJY2025NY08）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