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教授出版了《对话大师》一书，这是作者校本通识教育的教材。本着“立德树人”的主旨，通过阐释丽娃河畔学术大师的原创性思想命题，推进学脉传承与创新，让青年学子深刻理解大学的理念，从而为“成人”打下良好的基础。读完此书，深感作者为通识教育贡献了一部精彩的教材。通观全书，其优点诸多，在此仅从全球思想史视角予以评述，可见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思想史研究的“全球转向”，涌现出全球思想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其旨在探讨思想观念、知识、价值等在全球空间的流动、接受、互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迁变和融合。从全球空间的视角来看，有两个问题自然值得关注：一是思想与知识流动对各区域文化空间的形塑；二是如何吸收全球不同思想、知识要素进行知识体系乃至思想价值观念的重塑。从思想观念、文化知识来看，大学正是处于全球思想流动的网络之中，也是全球思想与知识流动的不可忽视的空间存在，而《对话大师》一书的作者不但没有回避这一问题，反而将其作为重点来加以考察。

正如作者在开篇所引用的教育家梅贻琦的看法：“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梅贻琦的这一观点也为作者所认同，并衍生出人类的一切精神与价值都可能通过认同成为大学精神的观点。

由此可以看出，《对话大师》一书的作者呼应了全球思想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大学精神塑造、知识体系的建立等方面，大学从来都不是封闭存在的空间，而是开放流动、吸纳新知、融汇创新的知识文化空间，它自然就是全球思想与知识流动的网络节点。每个校园空间都在和全球不同的思想观念、知识内容紧密互动，通过吸纳和转化，最终融汇成新的知识体系。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也为如何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生产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解析此书作者的全球和本土相结合的视角，从全球视角出发，作者将“全球本地化”，以作者所在的学校——华东师大作为个案，挑选了哲学家冯契、思想家和文学家王元化、历史学家陈旭麓等诸位大师，聚焦思想的创造、知识的创新，从而将“全球与本土”有机结合。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一“全球本地化”的书写路径，实是在历史的维度上提炼出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内在基本特性，也是其为何能够大师辈出的原因。

在我看来，作者所挖掘出来的这一基因，早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就已经形成。这特别体现在创始校长（大夏大学）、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学家马君武先生身上。

马君武（1881-1940），出生在广西一个官僚家庭，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西学，学习英语和法语，20岁时就进入上海震旦学院读书（现在的复旦大学前身），并开始翻译西方著作。一年后即赴日本留学，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化学，四年后1906年毕业，回到上海任教。同年又去德国留学，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1910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11年返回上海，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迫再次留学德国，1915年在柏林工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0-1924年主要从事政治和思想活动，成为主张共和的革命派和思想家，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的政治宣传；1924年之后直到去世一直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过大夏大学（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校长（1924.11），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广西大学校长等。

马君武留学德国十年，在那里接受了欧洲现代文明，以及德意志文明，作为一个工科专业的学习者，他比一般中国的文人更知晓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也深知科学对现代社会的推动作用；同样，他又不是仅仅囿于自己的学科领域，而是在思考科学与现代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国民的教育等问题；同样，面对落后愚昧的中国，马君武希望用自己在德国所接受的新知，向中国引入“新文明”，期待中国走向“新文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君武的个案表明，大学是现代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传播者，通过教育与知识的再生产接续着文明的系谱，培养着一代代的文明继承人和创造者，也培养着文明的再造者。

回到付长珍教授所撰写的《对话大师》一书，从中不仅看到了校园里的那些大师，更能透过他们的所思所想与对学术的探索和贡献，看到作者对“全球—本地”这一学术研究范式生动具体的诠释。这一诠释更回应着在全球化与新的全球秩序重组的当下，大学究竟该何为，应坚守何种立场，又应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何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