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琨

近来，多家德国机构发布德国宏观经济预测，关于德国经济未来走势，众说纷纭。银行业对2026年德国经济复苏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德意志银行和复兴信贷银行甚至认为德国2026年可实现1.5%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研究机构则更多认为德国经济仍处深刻变革之中，前途未卜，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和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已分别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率预测下调至0.8%和1.0%。作为欧洲经济领头羊，德国经济已走到一个重要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引人注目。很多人心中不禁要打上一个问号：“德国模式”还灵吗？

德国战后之所以能在经济上快速崛起，并长期扮演欧洲经济火车头与压舱石角色，得益于其建立在秩序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注重优先建立和维护保障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即竞争秩序，通过竞争来提高经济绩效；另一方面又重视必要的干预和社会政策，以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但任何干预和社会政策都应使之朝着适应、而非破坏竞争秩序的方向推进。一言以蔽之，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的经济增长是其他一切政策的基础，具体政策实践中则要求确保充分的竞争、稳定的价格、平衡的财政、必要但不过度的干预和社会福利等。

德国战后经济史表明，是否遵循社会市场经济理念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形势的变化，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变形乃至异化。尤其在经济下行周期或遭遇外部冲击时，财政扩张、干预加强和社会福利膨胀等作为应对措施出现，这些措施一旦失去约束，就会损害竞争秩序，从而破坏经济增长基础，经济发展就有陷入危机风险，德国上世纪70年代深陷滞胀和20世纪末被笑称为“欧洲病夫”，正源于此。德国经济要走出危机，就要实施痛苦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即紧缩财政、减少干预和削减社会福利，回归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让经济重获内生增长动力。面对历次危机，艾哈德、科尔和施罗德等秉承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理念的改革者力挽狂澜，推行结构性改革，让德国经济成功起死回生，也使得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成为德国社会具有广泛共识的经济模式。

最近一次结构性改革由时任总理施罗德于2003年在极大阻力之下引入，他以“我们将削减国家职能”为口号推出德国战后力度最大的涵盖减税、削减补贴、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现代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此次改革的成功，是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德国经济的表现能够一枝独秀的关键因素。但接踵而至的各类冲击，包括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国际竞争加剧以及数字革命挑战等，不断消耗德国前期积累的改革红利，与此同时，德国也为应对危机而不断扩张财政、加强干预和扩展社会福利。

2008年至2024年，德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值从29%升至31.2%，公共部门雇员从450万人增至540万人，公共支出因此水涨船高，占GDP比值从45%升至近50%。德国工作时长在欧盟国家几乎垫底，2024年平均每周工作仅34.3小时，单位劳动成本相比2008年上升55.2%,劳动力成本超欧盟平均水平约30%。在全球减税背景下，德国企业所得税率仍居高不下，已成为七国集团税负最高的国家。沉重的税负、严重的官僚主义、过度的社会福利日益侵蚀德国经济赖以内生增长的竞争秩序，叠加能源成本高企、基础设施陈旧和人口老龄化等现实问题，创新创业、投资与劳动参与等经济活动受到抑制，工业纷纷减产和外迁、企业大规模裁员和倒闭、经济逐渐失去活力，甚至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陷入衰退。

在这种背景下，秉承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默茨当选德国总理后，再次启动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尽管新政府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降低能源费用等方式，拉动德国经济2025年重回增长轨道，但经济长期增长更多取决于减税、减少官僚主义和削减社会福利等结构性改革能否顺利落实。虽然新政府在这些方面已有所行动，推出总额460亿欧元的企业减税方案、组建旨在实现行政管理现代化的联邦数字事务和国家现代化部、以“基本保障”替代“公民津贴”等，但因为阻力巨大，力度距离实质性改革仍有相当距离。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竞争，德国政府能否破除重重阻力，就推行彻底结构性改革尽快达成共识，回归德国模式，即以竞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决定德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核心变量，而这也是各家机构判断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