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飞

近日，中国印尼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中国印尼数字医学与主动健康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正在以实打实的数字合作实践证明，这是一场新场域的共生之旅，而非新一轮的依附游戏。

其一，技术共享。中国并非简单输出技术，而是提供兼具先进性与适用性的解决方案。在承建印尼“帕拉帕环”全国光纤骨干项目与4G/5G网络时，华为提供了高性价比、易于扩展的通信设备与解决方案。与西方供应商相比，华为的设备价格低约30%，且提供更灵活的融资方案，极大降低了印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门槛。

其二，能力共建。中兴2006年与印尼电信学院共建培训中心，并在2021年成立“工程与服务培训中心”。阿里云已在印尼为近40万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人才提供培训。这些举措系统性地为印尼培育了本土技术力量。

其三，治理共鸣。2021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同印尼国家网络与密码局在印尼签署《关于发展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对外签署的首份互联网安全协议。

其四，生态共育。中印尼数字合作超越了单一的政府或企业项目，而是成体系地推动印尼电商、支付、出行、云服务和数据中心等数字领域的全面发展。中国投资者不仅提供资金，还带来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生态理念，为印尼本土数字生态的发展奠定基础。腾讯通过对出行平台Gojek的大量投入，帮助其在与Grab、Uber 的竞争中站稳脚跟。Gojek后来与Tokopedia合并成为 GoTo集团，成为印尼数字生态的骨干企业。

在这一系列相互嵌合、层层递进的合作基础之上，中印尼数字协作呈现出远超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层结构特征。第一，中印尼数字合作实现了价值共创。二者合作让数字基础设施、云服务平台、本地人才与市场实践相互嵌套，在数据、算力、产品和组织四个层面实现深度适配，使中印尼企业共同参与数字价值链的构建。

第二，中印尼数字合作实现了从依附到共生的结构性跳跃。西方的数字合作模式往往导致处于数字技术边缘的国家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而中印尼则通过在技术、能力、治理和生态方面的深度耦合，构建了一种更具韧性、自主性和互惠性的共生关系。中国企业提供的，是经过中国市场海量场景验证、兼具规模效应与灵活性的解决方案工具箱，印尼则提供了将这些方案进行本地化适配、创新乃至再出口的巨型试验场，并反过来推动相关技术方案的优化与创新。

第三，中印尼数字合作实现了社会稳定与发展加速协同并进的良性循环。中国在尊重印尼主权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印尼在数据本地存储、网络安全机制构建、政府数字化能力提升和社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发展，使印尼具备在法律、制度与技术等层面对数字空间进行治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政府能够更有信心地推进经济数字化、产业转型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使发展更稳定、更可持续。

当然，中印尼数字合作的推进过程也面临一些具体挑战。监管上，印尼数字政策由多个部门分头管理，存在协调不畅、法规冲突或执法不一的政策碎片化问题，增加了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不确定性。认知上，印尼部分政治与产业力量对在关键数字领域的外资抱有警惕，担忧国家过度倚赖单一技术体系，从而导致合作在舆论与政策层面遭受周期性质疑。地缘竞争上，美日等国近年来加大对印尼数字空间的投入，提供替代性技术方案与制度叙事，使印尼数字生态呈现“多方竞争、多线拉扯”的复杂局面。然而，正是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中印尼数字合作模式的价值与韧性才得以真正凸显。（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