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18世纪的欧洲可谓媒介的世纪。报纸、杂志在知识传播中“大显身手”。在其中，知识期刊演变成“文学与科学交流的全新类型”，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有效的媒介”，于是便有了“杂志的编纂意味着启蒙”的说法。学术杂志不仅搭建起知识生成与传播的网络，而且通过话语的塑造与传播，对受众产生认知引导，施加影响，在学术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媒介功能。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杂志为媒，传播文化知识。

德国亦是如此。媒介革命改变了知识传播方式。1790年，《德国最重要的期刊和周刊索引》道出杂志在“知识革命”中的作用：“原本只属于学者的知识，以及存储在大多数人不理解、读不懂，也不喜欢读的书本中的知识，通过杂志，在普罗大众中传播，经过提纯，变成了普遍运用的大众语言，现在就像便利的小面值硬币一样，在所有人手中流通。”杂志将高深的知识转化为大众能接触到的内容，用通俗化的表达打破了知识壁垒。与报纸不同的是，杂志的出版往往不由出版商组织，而是由有名望的个体，如学者、文学家等发起。他们凭借渊博的学识，确立旨趣，拟定框架，承担“最高领导”的角色，统领编辑工作，塑造杂志的灵魂。

歌德也充分意识到杂志已成为“社会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要素”，为同行的杂志提供助力，笔端文字不断见诸《法兰克福学者报》《耶拿文学汇报》《伊里斯》《德意志信使报》《为受教育阶层提供的晨报》，以及席勒主编的《季节女神》《奢华与时尚杂志》等，并以此在“知识爆炸”时代构建起专属的文字传播网络。

18世纪末起，歌德先后主持了四份杂志。其中两份与自然科学相关：一是1791年至1792年的《光学论文集》（Beiträge zur Optik）；二是1817年至1824年的《自然科学概论，尤论形态学 》（Zur Naturwissenschaft überhaupt,besonders zur Morphologie）。另两份是文艺杂志：一份是以造型艺术为重点的《雅典娜神殿入口》（Propyläen，1798—1800）；另一份是本文论及的《论艺术与古代》（Über Kunst und Alterthum）。

约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绘《歌德在意大利坎帕尼亚》（1787）

推崇古典艺术的“魏玛艺术之友”

任何时代的知识生产皆无法脱离历史话语。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尚未统一，诸侯林立，面对长驱直入腹地的法军，无还击之力。1813年，拿破仑兵败莱比锡，八万残兵败将跨过美因河和莱茵河，撤回法国。德国收复失地后，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出现一派中兴气象，“一种新的欢快和有为的生命开始勃发和展开”。

此时，歌德获得创办一份新杂志的契机。在离乡数载后，歌德于1814年至1815年夏天终踏故土，在莱茵河和美因河地区开展了多番考察，旨在检视战争期间德国艺术珍宝遭受破坏的程度。在第二次旅行期间，歌德在卡尔·封·施泰因男爵的陪同下，从1815年7月25日至29日参观了莱茵河畔科隆、波恩、科尔布伦茨、拿骚等城市。施泰因作为普鲁士重臣，心怀深远政治抱负，19世纪初与哈登贝格发起改革。施泰因为振兴本邦国，劝说歌德为普鲁士政府撰写一份备忘录，以推动对莱茵省的文化支持。他旋即安排歌德与普鲁士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舒克曼和莱茵省份的最高主席扎克建立联系。歌德稍作犹豫后，欣然接受委托。

考察所得见闻不断汇集，内心感悟不断堆叠。在此基础上，一份艺术刊物的轮廓渐趋清晰。歌德主持的编辑部于1816年3月在《为受教育阶层提供的晨报》上刊登出版广告，预告一份刊物将于6月以《论莱茵河与美因河流域地区的艺术与古代》为题，在科塔出版社正式问世。歌德计划每卷出三册，每批次出版时间不固定。从第二卷起，标题缩减为“论艺术与古代”，并在这一标题下刊行至末卷。这一杂志的发行得益于志同道合、以歌德思想为范式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其中有歌德密友及艺术顾问海因里希·迈尔、后来因辑录《歌德谈话录》闻名于世的爱克曼、收藏家和艺术史学家博伊塞雷等。引人注意的是，《论艺术与古代》部分文章以“魏玛艺术之友”（Weimarische Kunstfreunde）落款。这一指称缘起于《雅典娜神殿入口》发行时，以歌德为核心聚成的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初期由歌德和迈尔担任主笔，席勒在幕后助力。席勒英年早逝后，美学家、作家费尔诺等人亦加入其中。

杂志始创之时，歌德已近杖国之年，逐步删繁就简，经常“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在一定程度上，歌德藉此“或多或少与同时代的人和当时的现象建立起联系”，培养“一种高尚的、国际化的艺术和文学感”，“如同在一个欢乐的礼堂中一般，满足了自己对知识交流的舒适的需求”。歌德的初衷，是为了增进友人之间的精神联结，激发志趣相投者的情感共鸣。《论艺术与古代》“像从一个瞭望台那里”，“以一种审视的、确定的目光”“环顾四方”，勘探“哪里出现了有价值的或至少是有希望的东西，哪里需要鼓励、指导和善意的关注；并警惕错误的方向，描述、解释、促进正确的方向，并将前人和同时期的人最有功绩的地方呈现出来”。

这番言语昭示了《论艺术与古代》的双重效用：既为“耳目”，又为“喉舌”。这份杂志是歌德思想之镜。他拟定布局，将理念诉诸笔端。在首卷正文前，他以诗明志，在最后四诗行强调：

上帝赋予力量

我也不甘让它荒废

愿在艺术与科学领域

永不停息地抗争。

歌德透露出在对知识和艺术的热爱和渴望中，不断追求，不断奋进，不断抗争的愿望。“魏玛艺术之友”推崇古典艺术，认为其以理性、明晰与和谐昭立了美的典范。歌德曾言：“唯有从那里才能为了更高的人类和人性对纯粹的教育寄予希望和期待。”在《古典与现代》中他更直言：“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希腊人！而且就该是希腊人！”这恰能印证《论艺术与古代》标题中“艺术”和“古代”的内在关联，即艺术应秉承古典主义倾向，传承和实践古代艺术。

在《论艺术与古代》观测到“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论艺术与古代》从古代跨越至歌德时代，涉猎广博。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以三卷篇幅（第20卷至第22卷），呈现了纷繁的主题。以第22卷为例，杂志囊括《论艺术与古代》第五卷至末卷的文章，以及补遗、草稿、笔记等。内容揽尽艺术的万种风华：建筑、雕像、绘画、图画、铜版画、木雕、石版画等主题的文章涉及造型艺术；诗歌、论民族诗歌之文、文论、戏剧、历史、散篇等谈及语言艺术；另有音乐相关内容关涉听觉艺术。内容之宏富，篇目之繁赡，照见魏玛艺术之友胸中的视界乾坤。这份杂志追求普遍的艺术。于歌德而言，造型艺术与文学并肩而立，在广袤的艺术王国里不分伯仲。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版画、纂刻，是空间的艺术，是视觉的艺术，也是直观地观察自然、理解世界、提高修养的路径。造型、自然与世界，对他缺一不可，有机统一。在诸多艺术形式中，歌德对绘画始终热情不减。早在孩童时代，歌德习画四年之久，内心萌发出朦胧的审美感知。到了青年时代，他曾矢志成为画家。同时，铜版画、蚀刻技术成为他的学习对象。无论在斯特拉斯堡，还是在意大利，他执着研磨技艺，为实现愿望而努力。即便赴魏玛为官，他内心仍投射出艺术身份自我构建的需求。漫步哈尔茨时，他自称“画家韦伯”；潜往意大利时，化名“画家约翰·米勒”；而笔下的维特，也擅长画画。

据不完全统计，歌德一生创作了2700多幅画，在首次意大利之旅期间多达750幅。然而，他很快意识到，绘画是错误的方向，自身缺乏的并非勤奋，而是天赋。诚然，画家身份的绝念是一种遗憾，但这又何尝不是成为更圆融的艺术家的必经之路？难道还有什么比实践更能揭示艺术本身的吗？至关重要的是，歌德忘我地浸淫在意大利的艺术品中，将藏于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的艺术珍品尽收眼底，“挣脱了渺小的想象，解除了错误的希望”，达成了化客体为主体的蜕变。在融通塑形艺术与语言艺术之后，他感悟到：“古希腊人的思想和追求，是将人神化，而非将神人性化。这是神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而艺术品“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完整的人性”。

完整的人性观也体现在其中。作为极具人生智慧的艺术家，歌德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体会至深。当人“踏入这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有时甚至令人不悦的生活时”，每个人“都必然会感觉到自己作为个体依赖于一个庞大的整体”，受限于外部世界的秩序，内心的艺术理想会消弭殆尽。歌德在其“审美遗嘱”《向青年诗人进一言》中断言，象征着艺术理想的缪斯离人们而去，转而“寻求那种心境开朗、懂得断念且易于自我恢复之人的陪伴”。这类人如同威廉·麦斯特那般，懂得在纷繁复杂的世事中，“知晓每个季节都有可收获之处，懂得给予溜冰场和玫瑰园各自应有的时节，能够抚慰自己的痛苦，并且在自己周围积极探寻，一旦有机会就会去减轻他人的痛苦、增添他人的快乐”，为内心觅得一处艺术的角落，达到自我疗愈。

如果说个人与世界之和谐的达成，属于个体修为的范畴，那么《论艺术与古代》中对世界文学的思考，则不仅涵纳世界主义思想，而且显现出对跨族际和睦的企踵延颈。这种倾向在末卷日益显著。据统计，歌德公开谈及世界文学的文字共5处，其中3处载于该刊。歌德在本刊正式宣告“世界文学”的理念：“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一种伟大的世界文学应该被启动。”

于歌德而言，文学期刊既是建构世界文学的战略要塞，也是通达其理想的路径，又是思想交锋的公共场域，“为普及世界文学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事实上，随着文化媒介的迭代与阅读群体的扩容，知识传播的范式发生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为消解民族文化壁垒提供了可能，更在媒介生态层面呼应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1827年，歌德明确地在《论艺术与古代》观测到“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开创了“世界文学”概念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份刊物的发展轨迹来看，歌德也推动打破文化隔阂。在首卷首册，它忠实于其原标题，讨论科隆、波恩、法兰克福、海德堡等莱茵河与美因河流域地区的艺术品，以此为“震点”，不断向外扩展，古希腊的、古罗马的、英国的、法国的、塞尔维亚的等等尽收其中。歌德被拜伦“大胆而宏伟的创作所感动”，被曼佐尼“温和、机智和柔软的缪斯所吸引”。他的目光超越欧洲，触及巴西、阿拉伯、波斯、中国等异域国家。他将东方情调融入德国精神生活中，创作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西东合集》等作品。对此，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非常有见地地指出，歌德将东方神韵“移植”到西方视角中，描写东方时既保留“其基本色调”，又兼顾西方人的“近代意识”，又尝试契合自身的“个性要求”。

具有伦理属性的世界文学理念

东方和西方应调和与接近，至少在歌德笔下的世界文学概念视域中，这一点得到体现。对这位身居魏玛的世界公民来说，文学应该包罗万象，而“真正的诗歌超越阶级，平等共通”。从今人视角看来，所谓“世界文学”并不追求同质化的文学。民族文学间的差异性无法彻底消释。这一理念呼应了歌德“不可动摇的、使人幸福的对充满价值和重要的世界关联的信仰”，彰显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性思想。他摒弃文学孤岛主义，反对僵化闭塞的民族主义文学，构建各民族相互沟通、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世界话语网络，使各民族从知道他者，到理解他者，至少容忍他者，从而避免兵戈相向，这也使这一理念具有伦理属性。

同样涉及伦理的是民族元素。世界文学根植于民族，但超越民族。如前所述，《论艺术与古代》成形于兵戎相见之祸消弭，德国铸剑为犁之时，“德意志民族结成一个崭新的、和平的邦联”，“激昂的民族仇恨在历经征战后开始平息，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片面性”。歌德及与之志同道合的文人和学者，历经家国劫难的淬炼，愈发深谙文学作为对抗时代危局、弥合族际裂隙之精神载体的终极意义。对于歌德来说，世界文学堪称德意志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契机，因其为德国人“预留了”“光荣的角色”，提供了参与世界文明互鉴的可能性。在构建这种具有普遍意味的文学世界主义中，译者作为摆渡人，不可或缺，可以是“忙碌的媒人”，向读者“推荐一位半遮半掩的美丽女性，使之显得极为可爱”，“激发人们对原著不可抗拒的好奇心”；也可是“民族的先知”，带来思想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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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已至耄耋之年的歌德原本打算用《论艺术与古代》末卷“结束与文学界漫长而美好的关系”，但未及出齐，便驾鹤西去。秉承歌德遗志的友人们勠力同心，整理其遗稿，在魏玛公爵夫妇的关怀与资助下，促使末卷末册付梓问世。而第六卷的付梓印刷，也昭示着歌德时代的落幕。而歌德友人在《献词》中感慨：“尘世的力量无法唤出天才，或者命他重现；他的出现，他的创作，如同幸福，自由自在，不能预料，跟所有生命中最美好、最高贵之物一样。”这也为歌德的一生作了绝妙的注解。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教授）

原标题：《“一种伟大的世界文学应该被启动”：歌德主持的《论艺术与古代杂志》杂志》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刘迪

来源：作者：卢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