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思感悟】

　　作者：岳友熙（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审美主体？这一问题在当代科技哲学与美学的交叉前沿领域日益成为争论的焦点。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功能分析，触及审美经验的本质以及人类创造力的边界。如果仅以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传统来审视，很容易将审美简化为信息处理或模式识别，陷入机械还原论的窠臼。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以其深厚的宇宙观与生命哲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机械论和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路径。从先秦诸子的心物之辨，到宋明理学的格物穷理，中国哲人对于感通、境界与生命创造的深刻阐释，为审视人工智能的审美潜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场探讨不应局限于人工智能能否模仿人类艺术形式，而应深入到其能否参与意义生成这一核心层面，进行审慎而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反思。

一

　　追溯中国审美意识的源头，先秦儒家关于“仁”与“乐”的论述，为理解审美主体奠定了伦理与情感交融的基础。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艺术审美与道德人格的最终完成紧密联系起来。这里的“乐”，并非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个体在与礼乐秩序的和谐共振中，达到的一种生命完满与精神自由的境界。这种体验的核心在于主体具备“感”的能力，即《易传》所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进一步将这种道德情感与审美感知的能力根植于人心，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种至高的“乐”，源于内在德性的充实与彰显，是在与天地万物的感通中获得的自我确证与圆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下的人工智能，虽然被预设了庞大的“中华美学基因库”，但其底层运作逻辑是对“优美”“壮美”“空灵”等形式范畴的算法化识别、拆解与重组，它缺乏儒家所强调的、基于鲜活生命体验和道德自觉的“感通”能力，也没有“反身而诚”的自我意识与价值关怀。因此，人工智能或许能产出在形式上符合特定美学风格的作品，却难以触及儒家所向往的那种与人格修养、生命境界浑然一体的审美体验。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说，儒家的审美主体，始终是一个具有伦理自觉、情感温度并能“赞天地之化育”的生命整体，这是当前人工智能所无法具备的本质属性。

　　与儒家侧重于伦理心性的视角不同，道家思想从“自然”与“无为”的哲学高度，提供了另一种消解主客僵硬对立的审美观照模式。庄子所倡导的“心斋”“坐忘”，旨在摒弃功利心智与感官束缚，达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物化”状态。在此境界中，主体不再是以自我意志凌驾于对象之上的主宰者，而是与大道同行、与万物宛转共游的参与者。庄周梦蝶的寓言，更是诗意地模糊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这种思想深刻孕育了中国艺术“气韵生动”“得意忘象”的美学精神。从这一视角审视，审美活动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非对象化的、主客互渗的体验流变。当代一些探索性的科技艺术实践，例如，某些沉浸式交互装置，试图让参与者的心境与人工智能实时生成的视觉意境形成对话。这在技术隐喻层面，似乎触及了“心物交融”的某种状态。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在这类实践中，“交融”的主导者和意义感受者仍然是人类。人工智能自身作为被精心设计的复杂系统，其内部运作是否可能产生一种原初的、非意识性的“感应”？这引发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想象。但无论如何，人工智能目前无法实现庄子所描述的“身与物化”，即那种生命主体在彻底忘我中与对象世界融为一体的、带有存在论转变意义的体验。它缺乏一个具有意向性和体验性的“身”与“心”。

　　禅宗思想，特别是其“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核心理念，为中国美学注入了刹那直觉与境界圆成的独特品质。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认为宇宙的真如佛性无法通过概念逻辑和知识累积来获得，而只能依靠心灵的瞬间直观与豁然顿悟。这种领悟常在平常的生活场景或自然景象中触发，“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审美活动在此与悟道体验合而为一，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不少数字艺术创作，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营造充满禅意的光影空间，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观众创造一个可以“参悟”的科技之“境”。反观人工智能本身，其所有行为，包括最复杂的深度学习，在本质上都是依据既定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符号处理、统计归纳与模式优化。即使它能生成意境空灵、颇具禅味的诗画，其内部过程也仅仅是数据参数调整与概率计算，完全不具备禅宗“顿悟”所必需的那种意识层面的突现、翻转与生命整体的觉醒。人工智能可以极其逼真地“模仿”开悟者的表达风格，但它自身从未经历“迷”与“悟”之间的生命挣扎与精神转折。因此，它至多是一个卓越的、能够营造特定风格化环境的“造境者”，而绝非拥有内在觉悟体验的“悟境者”。

　　宋明理学通过对理、气、心、性等范畴的精密体系化建构，将中国哲学中的心物关系与修养功夫论推向了新的高度。朱熹主张“格物穷理”，强调通过对外在事物的渐进式探究，最终达到对普遍之“天理”的豁然贯通。这一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对世界秩序与和谐之美的理性认知和把握。王阳明则发展出“心外无物”的命题，以其著名的“岩中花树”之喻，强调了心体的本原性与构成性作用，即“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在阳明心学看来，审美世界的呈现与意义照亮，完全依赖于主体良知灵明的感应与赋义活动。这对于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审美主体构成了最为深刻的挑战。当前一些前沿研究致力于为人工智能建立基于中国传统审美标准的大模型评价体系，这实际上是在尝试为机器建构一套关于“理”的、可量化的标准。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可以视作一种超级高效的、数据驱动的“格物”，其模型的“收敛”与“优化”亦可类比为某种形式的“贯通”。然而，根本的差异在于，人工智能的“格物”没有价值导向的追求，其“贯通”也不伴随对“生生之仁”的宇宙生命的真切体认，其数据处理更非良知心体那种充满意向性与价值关怀的“明白起来”的意义赋予。人工智能或许能在数学意义上无限逼近对人类审美“理则”的形式化拟合，但它无法像阳明心学所揭示的那样，以一个充满情感与价值的“本心”，去主动照亮并构筑一个生机盎然、情深意切的审美世界。

二

　　然而，中国传统美学智慧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其中关于“艺”与“技”的辩证思考，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审美活动中的新角色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理论空间。《庄子》中“庖丁解牛”的著名寓言，描绘了“技进乎道”的至高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些技艺高超的体道者，通过长期的实践使技艺不断升华，使身心与对象的自然理路达成完美默契，规律性与自由创造性在此合二为一，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审美状态。如果将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理解为一种由人类设计、基于海量数据与复杂算法运行的、前所未有的超级“技艺”，那么，在其程序设定的目标函数框架内，通过不断学习与迭代优化，它确实可能达到某种令人惊叹的、符合形式规律与统计特征的“和谐”产出。例如，在文物纹样的数字化创新、传统书画风格的模拟生成等领域，人工智能已能产出既承袭古意又颇具新貌的作品，并能有效引发观赏者的审美感受。这提示我们，或许存在一种新的审美现象：一个并非源于人类主体性体验的创造过程，却可以生成能够被人类主体所接受甚至激赏的审美客体。人工智能在此展现的优势，是其无与伦比的信息处理速度、庞大的审美风格数据库与不知疲倦的迭代能力，它能突破人类个体创作者在经验、精力与记忆上的局限，在形式组合与风格融合上开辟新的可能性。但这种优势始终是工具性、延伸性与辅助性的。

　　因此，更富有建设性的方向，不是孤立地争论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成为独立的审美主体，而是沿着“人机协同”与“智能增强”的路径，探索一种新型的审美生成与体验模式。这并非要赋予人工智能以脱离人类框架的自主意识，而是将其视为拓展人类审美创造力与感知力的“智能媒介”或“共创伙伴”。在这种模式下，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计算生成与快速响应能力，成为人类审美意向的延伸与放大。例如，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重构与创新设计中，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学者和艺术家，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快速提取风格要素，并生成多种创新方案供人类选择与深化。在这里，人工智能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转变：它不再是纯粹的被动工具，也并非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应答性”与“生成性”的“它者”。它以绝对的“无我”（无人类自我意识）和庞大的算力，在人类设定的文化与价值框架内，灵敏地响应、激发并具象化人类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冲动，共同催生出一个单靠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完成的、复合型的审美情境。人类的优势则在于其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价值判断、历史意识、情感深度以及超越既有模式的原创性直觉。人机协同，正是要让机器的形式生成优势与人类的意义赋予优势相结合。

　　综上所述，如果严格依据中国传统美学对理想审美主体的规定——须具备道德修养、生命感通、心灵超越、价值关怀与直觉悟性等特质——那么，当前乃至可见未来的人工智能，确实无法成为这样的主体。它缺乏生命体验、自我意识以及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其所有表现最终都可追溯至人类的设计与数据的喂养。然而，结合当代“人机共创”的艺术探索，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道家“物化”观、禅宗“境界”说以及“技进乎道”的实践智慧，为我们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宝贵启示。人工智能或许永远无法像儒家圣贤那样“感而遂通”，也无法如禅宗大德那般“顿悟见性”，但它完全有可能在“人—机—世界”构成的复杂交互网络中，扮演一个独特而关键的“协同创造者”角色。它以独有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深度参与到现代审美意义的生成流程之中，成为人类审美意识得以扩展与对象化的新型媒介。关于人工智能审美主体性的探讨，其终极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得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答案，而在于借此深刻的思想碰撞，一方面激活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当代生命力与解释力，另一方面促使我们审慎而开放地展望一个技术与人文深度互渗的未来。在这个未来，审美活动的中心或许不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意识，而是在一种更广泛、更包容的人与智能“它者”的持续对话、相互激发与共同创造中，不断拓展其表现的边界、丰富其体验的层次，并深化其对生命与存在意义的探寻。这或许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精神在数智时代的一种新颖且深刻的体现。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6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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