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源

2023年深秋，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友人告知，其新近征集到我的祖父郑振铎先生1939年所著日记，邀我前去看一看，一方面确认一下其字迹是否确属郑振铎先生手迹，另一方面也请我看看内容是否有涉及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之信息。闻此消息，我既感惊讶，又难掩兴奋。1939年的上海，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孤岛”时期，作为郑振铎先生后人，我深知那段岁月在祖父生命中的分量，更明晰这部抗战时期日记所承载的历史厚度。

次日，我如期赴约朵云轩。在静谧的会客室内，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取出日记本交付于我，彼时内心激荡之情难以言表。手捧这本厚重的日记，思绪瞬间穿越时空，重回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孤岛”时期的上海局势动荡，这本日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我用略显颤抖的手翻开泛黄的纸页，祖父熟悉的钢笔字迹即刻映入眼帘；扉页之上，其署名“西谛”清晰可辨。日记内容的载体呈现特殊形态：1月1日至5月15日、6月7日至7月28日的日记书写于台历散页背面，其余日期的内容则直接撰写于日记本对应日期页。值得注意的是台历散页的粘贴——标注1月1日的散页粘贴于日记本1月2日位置，1月2日的散页贴于1月3日位置，依此类推。起初我颇为困惑，一度揣测是否缺失1月1日的日记。直至翻阅至6月11日页面，见粘贴的散页记录着父亲两周岁生日：“今日为贝贝两周岁生日……”，而父亲实际生日为6月10日；再核对1939年大年“初一”为2月19日，台历散页中相关记录却粘贴于2月20日，至此我始得豁然明白：所有书写于台历散页的日记，均是记录在前一日台历的背面，即1月1日的事情记录于1月2日台历背面，1月2日的事情记录于1月3日台历背面。

为佐证此判断，我归家后又查阅了祖父友人的日记史料。如《王伯祥日记》1月21日记载：“散馆后、与调（徐调孚）、村（章雪村）偕归，即过丏尊（夏丏尊）同赴东华（傅东华）、振铎之约。盖振铎具酒，东华具肴，即在东华寓所宴集也”。而祖父日记中关于此次傅东华家聚餐的记录，赫然见于1月22日的台历散页：“六时许，到东华家喝酒。同坐着有何（何炳松）、王（王伯祥）及开明诸友。谈甚畅。十一时半始归。”据此，我有充分理由推测，祖父习惯于次日上午记录前一日事情，故形成台历散页的特殊粘贴规律。彼时，祖父居住于静安寺东庙弄44号（今愚园路67弄44号），岳父高梦旦先生家位于胶州路合丰里1027号。“孤岛”时期局势险恶，当祖父预感有风险时，常暂居高家避祸，日记本平时亦随之存于高家。因此，1939年日记中，台历散页部分为居于东庙弄时所写，而居于高家期间的记录则直接撰写于日记本内。

从这部1939年日记可见，祖父秉持每日记日记的习惯，且对每一页记录均精心保存——即便是台历散页，亦细心粘贴于日记本对应日期页，全年365天无一日空缺，完整性实属罕见。在目前已发现的祖父日记中，如此完整无缺的记录并不多见：仅有1944年为躲避日伪抓捕，隐姓埋名蛰居高邮路5弄25号时，记录于小台历上的全年日记；1957年撰写于日记本的全年日记；以及1958年1月1日至10月16日（祖父牺牲前一日）的日记。基本完整的则有1947年1月5日至12月31日的日记（仅缺失4天）。

在日记的整理过程中，首要工作为字迹辨识。祖父平日笔耕不辍，日均书写量达五千至一万字以上，为追求书写效率，祖父多采用钢笔书写，字迹难免略显潦草。其好友徐调孚曾评价：“郑振铎的钢笔字原稿，固然乌里乌糟，人家见了喊头痛，但他的毛笔字，说句上海话，写得真崭呢！不由得不叫人见了暗地里喝一声彩。他的字，颜鲁公体是底子，再加上写经体，铁画银钩，左细右粗，虽不及疑古玄同的精美，但功力也不小。”所幸我对祖父的钢笔字迹较为熟悉，辨识过程未遇太大阻碍。其次是人名释读。1939年的上海“孤岛”，日军虽未侵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但日伪特务、汉奸已然无孔不入，对积极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实施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为保护相关友人，祖父在日记中对人名与事件的记录极为隐晦，往往仅书姓氏，或使用不常用的代称——如“赴萧宅晚餐”中的“萧”，实为抗日救亡组织“聚餐会”成员萧宗俊；“尤”指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又名尤兢）；“张”则为张若英（原名钱杏邨，笔名阿英）。此类隐晦记录在日记中比比皆是，需结合所记事件、场景，以及其他友人的文章或日记相互佐证，方能准确解读。

祖父1927年5月以前的日记至今尚未发现，1928年2月29日至1939年间长达十年的日记亦告缺失；1946年、1950年至1952年的全年日记同样未见留存。目前已发现的祖父日记中，除这部新发现的1939年日记外，其余均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次1939年日记的发现，恰好弥补了祖父在上海“孤岛”时期部分日常记录的空白。衷心期盼那些尚未发现的日记仍存于天壤之间，未来能有更多惊喜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