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下简称《现代化新论》）初版于1993年，它标志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迄今为止也仍是这一领域中学术思想内涵最丰富，也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它是真正被时代召唤出来的作品。

作为历史学家的罗荣渠投身于现代化研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改革开放已成为时代主题，而现代化这个词也凝聚了中国人的高度社会共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知和回应时代的召唤。当时学界的理论思维和知识格局仍然处在前一个时代的惯性影响之下。

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首先具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层面上的革新意义。按他的说法，“僵化的理论”和“简单化的图式”必须被废除，“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必须被改变。为了给现代化路径提供充实的理论厚度，他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视为社会演进的唯一“中轴”（“一元”），同时承认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可以与多种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和文化模式相匹配，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许多条并不同步，也不以西方为模板的社会发展道路（“多线”）。同时，他排除了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的单因素决定论，主张把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理解为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在特定时空场景中的复杂“凑合”和交互作用。多线发展观和多因素发展动力论既承认普遍的技术经济动因和规定性，又打开对各社会、文明和国家各自的独特演进道路的解释空间，从而在根本上否认把“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从而指向对多种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比较研究。这不仅是对当时针对中国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思维，而且也构成对美国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修正。后者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性状作为现代化的唯一终点状态，以此为前提制定世界发展的单线演进图式；而罗荣渠在总体历史发展观和历史动力论上与其做出的决然区别，这是他的现代化“新论”何以为新的重要方面。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对现代化概念施加的历史化处理。《现代化新论》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用以指称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变革与发展的宏观进程，赋予这个概念以明确的历史时代定位，由此把“历史”和“进程”都凸显到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中从未有过的程度。这被罗荣渠视为他自己的新现代化理论与美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重要的区别。过度追求理论化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往往剥离现代化具体的时空特征，使现代化被归结为一种生发于西方历史根源、终结于西方当代性状的图式；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意味着割弃自己的历史根基，最终趋向于西方模板的演化工程。罗荣渠则强调，现代化绝非自古有之，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适终点，而是特定的世界历史阶段——即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技术经济要素从西欧向世界扩散，并引发其他诸多领域的适应性变迁的全球进程，呈现为现代化空间扩展的三次“现代化大浪潮”。

《现代化新论》的论说在渐次缩小的四个空间尺度上推进：世界的总体尺度、第三世界的全球结构尺度、东亚的地区尺度，以及中国的国家尺度。罗荣渠在世界尺度上制定现代化课程的宏观框架，确立现代化的“世界性”和“普遍性”，也为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化路径提供基本背景。

《现代化新论》最后落脚于以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作为外源性后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案例，中国近现代史被呈现为：一个伟大农业文明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双重苦痛中被迫卷入全球工业文明浪潮，同时又以长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运动自新图变，经历从抗拒到适应、从断裂到再造，进而走出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革命与现代化并非二元对立；中国道路的规定性正在于“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这是世界史学者在世界历史高度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创造性重构努力。

《现代化新论》呈现了极具张力的多重平衡：致力于贯通历史与当代，使历史学获得回应现实的生命力；连接世界与中国，让中国经验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获得清晰定位；融合多学科视野与历史学本位，既借取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锋芒，发挥宏观理论的综合认知潜力，又不断在历史过程和历史情境中呈现历史学方法的要义，达成对历史具体性的坚守。这种“跨界”与“贯通”的学术思想品质，使得罗荣渠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群体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在当今历史学专业化和碎片化的学科格局中，《现代化新论》更几乎必然成为难以重现的孤独典范。正因如此，当我们今天重新打开这本三十年前的著作，它不仅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显得陈旧，反而因其格局和厚度、关怀和意气而新意常在，余响不绝。（作者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罗荣渠 著

商务印书馆

原标题：《现代化新论，何新之有》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