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何柳颖

界面新闻编辑 | 王姝

近日，成都农商银行官宣资产规模突破万亿。自此，农商行中的万亿玩家扩容至5家，其余四家分别为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以及北京农商行。

截至2025年9月末，5家头部农商行总资产为6.98万亿元。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同期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为61.06万亿元，这意味着，5家农商行在农村金融机构中的资产占比达到11.4%。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截至2025年6月末，我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为1505家，农村合作银行20家，农村信用社40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5家，村镇银行1440家。

可以看出，农商行的头部集聚效应正在突显。与此同时，中小村镇银行的整合也正加速进行，农村金融机构的格局未来将如何发展？

5家资产破万亿

农商行的万亿征程始于2019年，当年6月，重庆农商行（601077.SH，03618.HK）官宣全行资产规模达到10019亿元，成为全国首家万亿级农商行。直至如今，重庆农商行依然是农商行的“一哥”。

2020年，北京农商行、广州农商行（01551.HK）、上海农商行（沪农商行，601825.SH）均迈入万亿级资产规模，农商行四强格局自此形成并维持多年。

2026年1月1日，伴随着成都农商行发文“梦想是要有的，万亿实现了呢！”，农商行万亿俱乐部成员扩容至5家。

截至去年三季度，5家农商行在农村金融机构中的资产占比超过11%，头部集聚效应明显。

头部农商行经营情况 数据整理：何柳颖

经营方面，作为农商行头排兵，5家银行去年前三季度营收规模均在百亿以上，净利润呈现出分水岭，仅重庆农商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净利润破百亿。其中，成都农商行营收以及净利润同比涨幅均在7%左右，广州农商行营收与净利润则双双下滑。

资产结构方面，2025年中报数据显示，5家银行贷款资产约占半，同时金融投资占比普遍较高，均在30%以上。

头部农商行资产情况 数据整理：何柳颖

站在全行业看，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业发展报告2025》，截至2024年末，全国农村中小银行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达57.91万亿元、53.69万亿元，同比增速6.06%、6.02%，规模扩张更趋稳健；各类贷款余额占总资产比例超55%，且增速高于资产扩张增速，信贷主业持续向实体领域聚焦倾斜。

贷款结构方面，选取数据较为齐全的2024年报数据作为参考，北京农商行、成都农商行企业贷款占比较高，达70%以上，重庆农商行个人贷款业务达40%。

头部农商行贷款情况 数据整理：何柳颖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客群相对下沉，农商行不良率整体劣于其他类型银行。截至去年三季度，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82%，较大型商业银行的1.22%、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22%、城市商业银行的1.84%、民营银行的1.83%明显更高。

在农商行梯队中，5大万亿玩家资产质量处于上游。其中上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去年三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97%、1.12%、1.19%，优于大型商业银行整体不良水平。成都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截至去年年中不良贷款率则分别为1.02%、1.98%。

IPO方面，目前5大万亿玩家中，3家已上市，其中重庆农商银行在A+H股两地上市，上海农商银行在A股上市，广州农商银行在H股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两年两只农商行股价表现尤为优异，渝农商行2024年、2025年分别上涨56.97%、11.92%；沪农商行分别上涨62.52%、14.43%。广州农商银行则分别下跌24.54%、3.23%。

2018年9月，北京农商行与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签署了辅导协议；2022年12月，成都农商行与中信证券签署了辅导协议。但几年过去，目前两家银行仍处上市辅导期。

去年10月，中信建投证券发布的北京农商行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显示，本辅导期内，IPO工作计划稳步推进，辅导机构联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更新期间辅导对象经营情况进行持续尽职调查。

成都农商行方面，2025年10月发布的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显示，目前公司在开展信贷等业务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尚未审理完结的法律纠纷，通常因公司试图收回借款人的欠款或因公司客户或第三方对公司申请索赔而产生，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规模指标优于同城城商行

农商行是农信社改革后的产物，发展至今，为什么是这5家银行站在了行业前列？

溯源来看，5家银行在改制方面走在了前面，这些银行改制后在2005年-2010年间纷纷成立。包括上海农商行成立于2005年8月，是全国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改制成立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行。两个月后，前身为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北京农商行亦改制成立。三年后，在原重庆市信用联社和39个区县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基础上组建的重庆农商行正式开业，成为我国西部首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

“头部农商行往往较早完成了区域内农信金融机构的整合，早期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将辖内分散的农信社或农合行整合为单一法人，较早地化解了历史包袱并获得当地政府在资本和业务方面的支持，业务范围更加广泛，产品结构更加多元。”中证鹏元金融机构评级部资深分析师王逸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另一方面，机构发展与当地区域发展形成较强的联动关系，从属地可以看出，5家银行中，3家分别是北上广的金融机构，另外两家的属地分别为重庆、成都，均为新一线城市。

“当地优良的经济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为头部农商行业务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头部农商行一般位于国内经济体量大、城乡一体化程度高、金融需求旺盛的直辖市或大型省会城市，为其提供了庞大的本地市场机会、丰富多元的客群和相对较好的人才资源，这是绝大多数普通地市级或县域农商行无法获取的优势。”王逸夫向界面新闻记者补充道。

“头部农商行与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度绑定，主动融入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如成渝双城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从中获取发展机遇，实现与地方经济共成长。”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也如此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区域的农商行已经足够与同城城商行抗衡，甚至发展优于城商行。截至去年三季度，重庆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均优于重庆银行（601963.SH，01963.HK）、广州银行。

同城农商行与城商行经营指标 数据整理：何柳颖

王逸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庞大且结构多元，相对农商行，国内城商行在区域经济体量、服务客群、产品结构等方面均具备优势，同时当地政府有更强的实力提供支持，所以国内绝大多数城商行的业务规模都大于同区域的农商行。

不过，部分农商行的发展不容小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头部农商行业务牌照逐步拓展至投行、托管、财富管理以及更加丰富的金融市场业务等，其产品力也能够与当地的大型银行在一定程度进行竞争。同时，相较于当地城商行，头部农商行通过下沉网点实现了当地存贷款市场份额的领先地位，成为服务当地经济的主要金融实体之一。”王逸夫向界面新闻记者指出。

作为更下沉的金融机构，网点布局是农商行的突出优势。重庆农商行2025年中报显示，营业机构网点是该行的主要分销渠道。截至2025年6月末，该行拥有分支机构1733个，分支行网络覆盖重庆全部38个行政区县，在重庆县域设有1428个网点，在重庆主城设有303个网点。

作为比较，同期，重庆银行下辖199家营业网点，在重庆所有区县以及中国西部三个省份（即四川省、陕西省及贵州省）经营业务。

对于上述2家农商行的表现，王逸夫认为属于典型特例。在他看来，相较于城商行经营网点普遍集中在城区，且与其他银行在城区的业务竞争激烈，农商行网点更多分布在竞争相对不激烈的郊区和乡镇。“广州农商行和重庆农商行在改制早期即借助其原有农信机构的基础形成了广泛的网点布局优势，积累了大量客户资源，在当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口碑和较高的认可度，同时广州当地活跃的民营经济主体也进一步放大了广州农商行物理网点的优势。”

“另一方面，重庆农商行（2010年完成港股IPO）和广州农商行（2017年完成港股IPO）更早地实现上市，为其业务拓展带来了更多的资本来源，使得上述银行在公司治理和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王逸夫向界面新闻记者补充道。

作为参考，重庆银行2013年在港交所上市，2021年登陆上交所，是西部首家“A+H”上市城商行；而广州银行在多年排队未果后，于2025年1月撤回IPO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逸夫看来，尽管规模效应能为商业银行带来了诸多益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发展优势，相反快速扩张的规模可能潜藏着较大的风险管控压力，部分头部农商行也曾因部分业务风险暴露而一度倍受关注，目前也在通过业务方向和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以实现长期高质量稳健发展。”

“强者愈强”态势预计强化

头部农商行集聚效应不断显现的同时，中小村镇银行的整合也在加速进行。

董希淼向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未来农商银行体系的头部聚集和内部分化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头部农商银行凭借先发优势和综合能力，在品牌、资本、科技等方面建立起壁垒，而大量中小农商行则面临大型银行业务下沉、息差收窄、资源有限等多重压力，‘强者愈强’态势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在深化，村镇银行也在进行结构性重组。这些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等手段，促进资源向管理更规范、实力更强的机构集中。”

需要指出的是，农商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于我国乡村振兴、县域经济、金融体系稳定等均具有重要影响。

在王逸夫看来，农商行的发展历程展现出鲜明的“双重性”，既有差异化展业形成的独特根基优势，也面临着业务结构单一和集中度偏高带来的挑战。

王逸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农商行的发展优势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市场定位和经营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农商行物理网点遍布县域和村镇，其密度和广度是绝大多数国股行和城商行都难以比拟的，这也是其实现差异化发展路径和业务定位的重要基础。

第二，农商行为广泛的基层客群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特别是三农和较偏远地区小微客户，提供包括代理发放社保养老金、涉农补贴、代缴水电费等服务，使得其与当地居民生活需求高度绑定，进而形成了很高的客户黏性。

第三，农商行独特的优势还在于其作为一级法人，管理层级和决策链条短，能够针对本地客户的需求作出针对化的快速响应，产品灵活度大于大型银行的标准流程，对于市场变化和监管要求，农商行也能相对较快地调整响应的业务策略。

但农商行的发展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绝大多数农商行被严格限定在所属的区域内开展业务，贷款往往体现出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不利于有效的风险分散。其次，相较于大型银行，农商行在风控制度和模式成熟度上往往表现不足，其传统的‘熟人风控’模式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体现出了更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充足的数据积累和有效的量化风控能力，部分农商行跨区域的经营和风控表现往往弱于本地。”王逸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以及，在当前净息差收窄的市场环境下，农商行亦面临较大压力。“农商行以县域或乡镇网点为主的分支机构布局导致了其存款中中长期储蓄存款占比较高，加大了其负债成本管控压力。同时，农商行的业务结构和产品结构相对单一，投行、托管、代销以及财富管理等中间业务发展不足，依赖存贷息差的经营模式使其面临盈利压力。”王逸夫向界面新闻记者补充道。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三季度，农村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58%，与二季度持平。大型商业银行为1.31%，股份制商业银行为1.56%、城市商业银行为1.37%、民营银行为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