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法医实验室里，没有追捕的惊险，只有仪器的低鸣。法医孙婧的战场就在此，她的对手是检材、毒害物与数据中隐藏的真相。

从中国科学院化学博士，到一线勘查刑警，再到毒物检验专家，孙婧的跨界人生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用科学解开谜团。她曾突破难题，建立从皮革、木头上提取指纹的新方法；也曾在被清洗过的床单上，通宵寻获致命药物的微量痕迹。她深知，每一个数据背后都关联着生命与正义。

如今，她参与构建的毒物数据库正在为全国案件提供关键支撑。白大褂下一身警服，孙婧在安静的实验室里，进行着与真相和生命的最直接对话。

化学博士成了现场勘查刑警

2025年12月30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毒物毒品检验科室的实验室里，孙婧拿回了20个塑封袋，这是将近一上午的时间，北京各个分局一线办案民警陆续送来的需要进行毒害物检验的血液样本。

实验室工作台前，她捏起液体提取器，将血液样本分装进不同试管。吸出、分装、添加不同试剂、密封，不久之后，这些试管将走向它们的岗位——一排排低声嗡鸣的检测仪，然后被“深度解读”。

随着分装好的检材按照不同检测项目的需求放进不同的仪器，盯着屏幕上跳动的线谱，孙婧和仪器同时开启了运转。

实验室里等待和分析的过程有点孤独。这和人们想象中去案发现场、寻找线索、追捕嫌疑人的公安工作不一样，孙婧的工作对象是安静的、稳定的、不带情绪和想法的，但它们又是有生命的，可以“开口”说话。

嫌疑人作案前是否吃过精神类药物？当事人昏迷前体内重金属是否超标？死者坠楼前有没有吸毒或服用过其他药物？司机肇事前血液中酒精浓度是多少，这些谜团正等着她去解开。

解决谜团这种事难不倒孙婧，她从小就是个学霸。

她本科考入中国农业大学，成为化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大四那年，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中国科学院直博。对她而言，生活不过是从一个实验室搬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室，一个科研项目伴随着另一个课题的结束到来。

实验室里没有嘈杂，只有玻璃器皿清脆的碰撞声、设备24小时连轴转的低鸣声，还有一串串外人看来抽象但能引起孙婧兴奋的化学式和检验数据。孙婧性格安静、有钻劲儿，是个典型的“科研人”，从小到大按部就班一路升学，人生轨迹很简单，甚至有点枯燥。

2012年博士毕业那年，孙婧给自己找了点刺激。

在那年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招录公安民警的职位表中，有一个跟自己学历专业完全匹配的岗位。当时孙婧对公安刑侦工作所有的了解来自电视剧《重案六组》，惊险、神秘、正义，她对这身警服有了向往。

顺利入职刑侦总队后，孙婧成为一名现场勘查刑警。

对长期泡在实验室的孙婧来说，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第一次出现场，孙婧以副勘查助手的身份出现，那是一个火灾事故现场，公安和消防部门同时介入，对现场物证、痕迹进行采样、检验和研判，确定火灾事故原因，是否有人为纵火痕迹，是否存在刑事犯罪可能。在进入过火严重的屋子前，师父告诉孙婧，“害怕你就站在我身后，先看着。”

那次出警，她确实全程都在看，看这个从未踏足过的有特殊气味的事发现场，看蹲在废墟里的同事们怎么在黑暗中捋出丝丝线索，看灰烬里扒出的物证如何在师父的手里“说话”。

皮质钱包上的半枚指纹

从看着师父工作到自己上手，过程不会很快。

此后的一年时间，孙婧跑遍了北京各区的大小社区、街道和乡镇，身影出现在野外凶案现场、坠楼现场以及自杀、中毒现场。

躲在师父身后的身体慢慢探出来。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在案发现场的恐惧心理，但这个过程比孙婧想得简单。她发现在尸体、血迹和凌乱的环境、致呕的气味面前，工作“目标”能让她快速冷静下来，“和在实验室里不断尝试、找结果、等数据一样，你的目标在那儿，你知道自己在那个场合里需要干什么，心就能定下来。”

戴好白手套，拿着痕迹采集工具，找线索、寻真相，孙婧逐渐可以独立勘查取证了。

工作一年多以后，在一次案发现场，由于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没有留下指纹、脚印等线索。凝重的神情挂在现场每个人脸上，孙婧仔细搜寻发现，在一个深色的皮质钱包上有半枚指纹。但指纹汗液和钱包纹理的干扰，对提取工作造成极大的干扰。

“一个完整的指纹样本，需要提取至少8个点位的片段才能拼凑出来，如果指纹痕迹残留不足或者被严重破坏，提取到的残痕相当于无效的，没法对案件侦查提供帮助。”

眼看着这唯一的线索马上就断了，大家都有点绝望，后来在其他实验室的帮助下，案子从别的角度找到突破口，最终还是破了。

事后，孙婧不服气，那股子韧劲儿在难题面前又冒了出来。她试着探索用多种办法显色，利用蛋白检测液，让渗透进木质或皮质深处的蛋白质、氨基酸等成分“显形”。“当时国际上用这个方法的也不多，我们算非常早的。”

这是一项典型的“学院派”研究，需要扎实的化学背景和反复的实验论证，这正是孙婧的专长。经过大量实验后，这个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在实战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从被清洗过的床单上提取出毒物

完成汗潜指纹的研究后，2018年，孙婧转岗到刑侦总队法医毒物毒品检验科室。工作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对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当事人的法医样本，如心血、肝脏等进行检测，排除中毒可能；二是对毒品进行检测，为公安管控提供依据。

这种在旁人看来重复性高、寂寞枯燥的工作，对孙婧来说就像回到了最熟悉的实验室。她还记得初到法医中心实验室的情形，是闻惯了的试剂味和低鸣的仪器声，重新穿上白大褂，拿起实验仪器，她的目的只有一个——求真相。

数据不会审时度势，也不会欲言又止，更不可能说谎，它们却有着关乎生命和真相的重量。

工作初期，因为还不算熟练，每次收到一线办案民警送来的生物检材，孙婧都要在实验室加班熬夜，一会儿看看仪器的进度，一会儿看看电脑屏幕上的线谱，一会儿再去翻翻文献，当过一线勘查民警，她知道有多少人在等待这份重要的检测数据和报告。

在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中，受害人超剂量食用了某种药物而死亡，由于抢救时血液稀释、代谢等原因，死者的血液中未能检验出可作为证据使用的药物含量，无法固定证据。

唯一的希望就是受害人送往医院前使用过的床单，她曾在上面留下大量呕吐物。但床单已经在事发后被人清洗并用84消毒液深度浸泡，能不能检测出可疑药物，还是个未知数。

面对床单上残留的浅浅斑痕，孙婧知道，希望并不大，但她还是决定一试。实验室里，她用了一个通宵不断重复对床单碎片提纯富集，最终成功提取出药物成分。

那件事后，孙婧意识到完善生物斑痕提取技术的重要性，就像指纹痕迹不完整阻断了案件侦破一样，因为证据物上留下的斑痕少而无法对真相进行“解读”，对法医来说也是工作中巨大的遗憾。

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提高破案率，孙婧的科研劲头又上来了。她扎进实验室，开始对微量斑痕检验技术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并申报了《生物斑痕》的公安部课题，多次应用于实战，帮助多起类似案件成功告破，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

与真相“对话”

也正是在与同行们的交流中，孙婧又有了新的想法。

在大部分案件中，一线民警送检样时可提供的有效线索很少。而随着当下刑事案件复杂程度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新型毒物种类也在增多。往往在接手样本后，孙婧和同事们需要从零检验，按照常见毒物种类逐一排除，检验时间被拉长，拖慢办案节奏，因此，建立快速检索的数据库迫在眉睫。

2020年起，孙婧作为主要参与人，历时一年完成了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毒物实物库建设工作。毒物实物库现已储存各类实物及毒物标准品400余份，填补了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毒物实物库的空白，为毒物检验案件提供了重要参照，让检验人员节约了时间，也是法医判定案件的重要技术支撑。

针对药物过量使用、错误搭配成为致命毒物这种情况，孙婧和她所在的团队整理收集全国毒物数据，录入2万余起相关案件信息，在汇总不同毒物含量的基础上，搭建了常见药物毒物模型，为全国法医对可疑毒物的死因鉴定提供判断依据。该平台于2022年9月获得第二届全国刑事技术“双十计划”攻关创新大赛银奖，并成功申报了软件著作权。

实验室里，检测仪器没有完全停下来的一刻，孙婧也一直在解谜团。白大褂里面的一身警服时刻提醒着她，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实验，而是一场与真相和生命的对话。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刘倩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