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索尔之子》等影片扬名影坛的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奈迈施（László Nemes）曾担任贝拉·塔尔的副导演。日前，他撰文回忆这位刚刚离世的匈牙利电影大师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拉·塔尔，是几年前的阿姆斯特丹奈克萨斯思想者大会上（NEXUS Conference）。我们受邀以世界现状和艺术发展为话题做演讲。他和我都认为这世上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但在具体看法上，我们又有所不同。当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精神依然矍铄，还是如过去那般桀骜不驯。我们促膝而谈，双方都很清楚，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彼此吐露心声。而我这个塔尔的门徒，也最后一次见识到这位大师身上的怒、悲、爱与恨。

我第一次见到贝拉·塔尔是在2004年，当时他正筹拍《来自伦敦的男人》。我志在拍电影，得知该片在招导演助理，就递了简历。于是，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人生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作为助理，我要为片中一个主要角色寻找合适的演员。我为此奔忙了好几个月，可最终的剧本里，这个角色却被拿掉了。不过，对贝拉而言，为电影付出的努力，怎样都不会白费——它们都会融入作品的能量场中。于他而言，艰辛求索才是通往一部电影成品的不二法门。过程越难，结果反而越好。他要记录生命，记录生命永不停歇的舞蹈。他的镜头编排让我大开眼界：长达10分钟不间断的长镜头将空间、人物、时间融为一体——而且全都是黑白画面。

我逐渐意识到，这才是学习拍电影的最佳方式，好过去任何一家电影学院：找到这么一位大师，由其引领，探寻艺术之奥秘，这也是过去几百年来那些画家、工匠学习手艺的方式。我发现贝拉拍电影时，仰赖的是紧密合作、值得信任的小团队。对于各种电影工艺，他尤其关注。在如今这个追求速度、效率的时代，很少有人再这么精益求精了。他注重一切与人相关的东西，尤其是在这个日益肤浅的社会中越来越被遗忘的那些人。相对于电脑制作，他对胶片有着深切的热爱，因为他的所有电影都根植于现实世界。但是，由现实出发，其最终境界又都是形而上的，而这恰恰也是我所偏爱的。

英国演员蒂尔达·斯文顿在《来自伦敦的男人》中。

现在回想起来，《来自伦敦的男人》真是疯狂的壮举。这是一部改编自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法语小说的匈牙利电影，演员来自五湖四海，也包括匈牙利本地的半业余演员，大家各说各的母语；拍摄资金则来自欧洲各国，情况复杂；故事发生在诺曼底省的港口城市，但实际在科西嘉岛的巴斯蒂亚拍摄；时代背景是二十世纪30年代。影片的主场景是一座需要剧组凭空搭建出来的巨型金属瞭望塔。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又一个《陆上行舟》式的项目，但贝拉、他的伴侣兼剪辑师阿涅斯·赫拉尼茨基、艺术指导拉斯洛·拉伊克、编剧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尔凯以及其他成员的非凡才华和坚韧不拔，都让我相信我们剧组就是世界的中心。

因为可用的资金与影片规模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来自伦敦的男人》的拍摄过程充满困难与挑战。追求完美的他，一边寻找新的资金，同时又不断更换摄影指导的人选。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妥协与和解之间的区别。身为电影人，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有时候，你只能做些牺牲；但又有些时候，为了艺术，你必须坚持己见。即便是贝拉，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并非易事。就在《来自伦敦的男人》拍摄陷入困境的那几个月里，制片人赫伯特·巴尚自杀了。这出悲剧也说明哪怕是贝拉·塔尔的艺术世界，也逃不过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深切关联。生活就是电影，电影就是生活。

某天，拍摄再次暂停，于是我在巴斯蒂亚的书店闲逛，偶然看到一本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再往后，我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那就是我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索尔之子》。

告别贝拉·塔尔的世界，那并非易事，需要果断。我告别的时候，内心无比失落，但我也随身带走了他的叛逆，以及他对于各种惯例、规范和学院派精神永远心存质疑的态度。2004年冬天，贝拉与著名电影摄影师罗比·穆勒合作，在布达佩斯拍摄一部有关匈牙利加入欧盟的短片。他将短片命名为《序曲》。联同另外几位助手，我们被要求连夜去寻找300名无家可归者，征得他们同意，在他们排队领取救济时拍摄。那是络绎不绝的一张张面孔，展现着人性、脆弱，那是一群被时代遗忘的人。这就是他眼中的欧洲的匈牙利。开车捎我去拍摄现场时，贝拉近乎有些羞涩地问我，觉得这短片拍得怎么样。这么一位伟大的导演为什么要问一个年轻助手这样的问题？或许，他早已知道了，我会永远尊重他所传承的传统，并且尽我所能，让这火焰继续燃烧下去。

拉斯洛•奈迈施 程晓筠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