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陈寅恪》，刘梦溪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11月出版，448页，128.00元

刘梦溪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曾于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发行，繁体版由台湾崧烨文化事业出版。刘梦溪是当代知名的文史学者，对于《红楼梦》与近代人物，有独到的观察与见解，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来龙去脉以及未来展望，更有着深切的关怀。他的著作等身，写有《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传统的误读》《马一浮与国学》《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七十述学》等书。其实刘梦溪乃当代奇人，读过私塾、吃过大锅饭、经历“文革”、下乡社教、江西历劫、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建中国文化研究机构，赴美访学，聚美才，办期刊，结交挚友。我读他的《七十述学》，仿佛在看武侠小说，全书真切诚恳，语简意深，字少神多，文句缝隙之间，符指饱满，际遇让人称奇，倒也不是说得到武林绝学或得高人传功，而是每逢困厄，遇到忧扰，绕了一圈，终究都能化危机为转机，正如武侠小说里的悬崖绝壁或是山峰石洞，勇敢跳下或是走进，永远不会是男主角的终点。既济之后才是未济，初极狭，才通人，行行又行行，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奇遇的开始。至于他生平所见之学林人士，高手无数，更有绝学，各有气性，彼此之缘或深或浅，或志趣相投，或道途乖离。总之，绝境非终点，转折即新生，所谓“学问人生”，不过是将时代的跌宕，化作了笔下的文章风骨。

刘梦溪关于陈寅恪的研究，共有三书，分别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陈寅恪论稿》。对于王国维其人其学，也曾剖析，多所著述，学界总说刘梦溪是“王陈并治”，除了具体的研究成果之外，更在于“在相当一段时间，我的研陈变成了王陈同时阅读、同时研究，写陈的过程，也写了多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第5页，本文所引页码为2024版，下同）。

《王国维和陈寅恪》一书，除了《题叙》与《附录一：王国维先生学术年表》《附录二：陈寅恪先生学术年表》之外，共分十章。写作年代不一，陆续修改，最早的完成于1990年，最晚的定稿于2020年。前五章主论王国维，第一章《王国维与陈寅恪与吴宓》，写王陈吴，这样的写法，让人联想到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的《七人》（Seven Men），但毕竟是小说，笔法幽默贴近于机锋，相较之下，倒是与汪荣祖《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与李敖《三人连环传》，或可对照。刘梦溪从晚年王国维谈到陈寅恪，再谈到陈寅恪与吴宓的晚年。王国维写《颐和园词》，二十五年后，自沉于此，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纪念碑铭》《遗书序》，王国维其学足以流传百世，不必他人添足增饰，而其死，更因陈寅恪之笔，发潜德之幽光。王国维的遗言，嘱咐藏书交由陈寅恪、吴宓处理，三人曾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共事（24页）。陈吴到了晚年，本该是寰宇已定的和平环境，不料风波再起，政局震荡，终于天涯各方，不知对方生死，1969年陈寅恪夫妇去世，吴宓回到泾阳老家，卧病在床，最后孤独地死去（39页）。第二章《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则是谈王国维的学术生平，一章得五万言，几乎可以单独成书。早年介绍与研究康德、叔本华，又从哲学、美学、文学的路径，别开新说，到了日本以后，渐转向经、史、小学，回国入值南书房、进清华学校研究院，开始西北地理与元代史的研究（90页），又与罗振玉绝交，自沉于湖。关于王国维自杀，刘梦溪检讨历来“逼债”“殉清”“思想冲突与精神苦闷”“殉文化”的说法，他更深化陈寅恪提出“纲纪”的深意，“三纲六纪”包括君臣与友朋，具体之人则是溥仪与罗振玉（107页）。第三章《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王国维是西方学术思想的积极介绍者和研究者，也是运用西方学术思想解释中国古典的实践者（128页），著作中的思维逻辑、概念运用、行文方式与文章结构，都已具有现代学术表达方式的意味（137页）。第四章《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四重疑案》，刘梦溪以学术是手段还或目的、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中学西学之争、新旧古今之辨为论，这是近代学术的四个大问题，王国维的答案是：学术是目的而非手段，学者为学，除了知有用之用，更要知无用之用，而学无中西，学无新旧，更贵在兼容与自觉。第五章《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后归宿》，刘梦溪认为王国维一生，矛盾交织，冲突不断，既有环境社会的方面，也有心理生理的因素，刘梦溪归纳为十点：个人与家庭、拓展学问新天地与经济不资、精神和肉体、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知力与情感、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新学与旧学、学术和政治、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个体生命。

第六章到第十章，主角则是陈寅恪。第六章《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刘梦溪从同光胜流与陈氏家族讲起，又谈到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郭嵩焘的关系， “陈寅恪非常重视乃祖乃父与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202页），而王学、诗学、中医学，更是陈氏家学的渊源宗主：“明白了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我们就不会奇怪陈氏父子何以能成为戊戌维新的主要角色，以及为造就日后的大史学家提供了怎样合适的家族传世之学的思想土壤”（221页）。第七章《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陈寅恪的诗篇与学术著作，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与乱离之悲，更是诗集中常见的题旨。在陈寅恪的笔下，兴亡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247页），陈氏三代的百年身世，目睹戊戌以来的畸形世局，从一家哭到一路哭，外患内乱不断，稍有平静，便生风波，陈寅恪或时喜赋，又转悲歌，更是家国旧情与身世乱离所致。第八章《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刘梦溪归纳出几点特色，首先是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意识的史学家，第二是不忘本民族地位的文化态度，文化高于种族的理念，而学养厚积的家学渊流，西学的冲击，本身性格才性的特色，又历时代变迁与磨难，国家不幸史家幸，赋到沧桑文更奇，更让陈寅恪有了独特的解释学。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百万字的著述，可谓学术奇迹（272页）。其中《柳如是别传》更是他的大笔，大巧不工，史料的运用更是不拘一格，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篇幅章节之间，或议论，或评述，或赞叹，或笺注，或歌颂，诗史并立，文史通义，终成一部情理交融、气象宏富之传奇巨构。第九章《陈寅恪的阐释学》接续上章，以具体的著作分析陈寅恪的释史心态与方法，第一是了解之同情，其次是释证、补正、参证的多元途径，再来则是解释文句又讨论问题的原则，又常使用比较与心理分析、古典与今典的互为主体，注重所论对象与时代的环境与家世信仰。第十章《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呼应第八章，刘梦溪认为《柳如是别传》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也是一代奇女子的传记，更是陈寅恪自创的书写文体（334页）。“《别传》在这些地方已不单纯是笺注钱柳因缘诗，以诗证史，而是以史家幽眇深微的笔触，钩沉三百年前国士名姝的情缘和心理，在钩沉中为柳如是洗冤立传，在传写中含蕴着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颗诗心。”（347页）陈寅恪不避繁琐，借传修史，却又从小到大，从一个人看到一群人，再看到整个时代社会，家庭琐碎与民族兴亡相结合，所以此书又是南明史、江南党社史、抗清史，也是明清情爱、文人生活、文化痛史（357页）。

2024年版《王国维和陈寅恪》

刘梦溪的文字，素以通达晓畅著称，擅长以简驭繁，化杂乱史料为明晰理路，变艰深学理为平实论述，没有当代论文工厂制造业的弊病，诘屈聱牙，故作深奥，喜欢自铸伟辞。他的语言有骨有肉，知识与情感并进，不以艰涩隐晦为精微，不以满屏术语为广大，自有沉着之气、博雅之风。其实，就刘梦溪的研究对象来看，王国维、陈寅恪，成长经历张颢所谓“转型时代”，中西、新旧、启蒙救亡、内忧外患、现代传统、唯情主理等问题，纷至沓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剪不断理来乱，中国未来何去何从，知识人竭尽心力，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这是他们的存在主义。这些人各有家庭与人事问题，又担心学术不能独立，欲建国族，又忧虑国族吞噬了国民，跟当权派划分距离，不屑被收编，与世未谐，时感矛盾与苍凉，踽踽独行而又茕茕孑立。其人其学，可谓传奇，而如前所说，刘梦溪的生平，堪称奇人，奇人读奇书，奇书又由不同的奇人所写，萧条异代不同时，唯奇能知奇，正如刘梦溪自己所说：“我为学不专主一家，好古而不泥古。与古人为伍，是我穿越千载，进入他们的文化环境。与古人对话，是请他们屈尊降临到我的身旁，在今日语境下和他们畅谈义理哲思。”

刘梦溪虽也讲解阐释学，也与汉学家（例如史华慈）有所来往，但西学在其著作中表现并不明显，他的文章并不爱用“场域”“复调”“结构性暴力”等，中文世界中，已“充分逆格义化”（改写胡适的“充分世界化”）的学术用语，这还只是词汇使用，而在研究方法上，更多的还是贴近传统：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我们都知道出自《孟子》，但王国维巧妙地联系了两者，并有前后之分，先能知人论世，方可以意逆志：“……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欲解其言，先通其志。志既明，则言自显；而志之所寄，正是其人立身行事之处。故由知人论世，再由其人以逆其志，读诗如此，读史亦如是。刘梦溪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由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四重疑案、家学渊源语晚清胜流，进而深入思想学行、最后死因、兴亡遗恨、精神义谛、撰述旨趣等等，其因在此。故能探微心术，入情入理，出现很多精彩的论断，例如他从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看出，古典今典，如两束芦，互倚不倒，此序是陈寅恪的文化宣言，更是他痛感师友离世，弦外之音，话中有话，故“君”是李煜，也是溥仪，“友”是郦寄，也是罗振玉，而李煜终究不是刘秀，中兴无能，郦寄也不是鲍叔牙，凶终隙末（17页）。但刘梦溪真正独到的地方，更在于指出：“而所以死之故，也不是由于‘具体之一人一事’，而是此人此事所代表的‘君臣之纲’和‘朋友之纪’，即具体人事所反映的文化精神与文化理想，已彻底破灭。”（18页）

刘梦溪认为罗振玉所长在中西教育与甲骨金石器物，沈曾植在边疆史地和学养器识，王国维金石器物逊于罗振玉，但是书画鉴赏根柢并不弱，素有家学。沈曾植学问的气象格局，堂庑特大，可谓一代通儒，能与其精神相接者，王国维更胜于罗振玉，“明了这一层，可以正解王、罗与王、沈之间的针芥之歧与针芥之合”（61页）。刘梦溪又指出学界只注意到王国维早年醉心哲学与美学，但对他译介西学，甚少了解（127页）。此外，刘梦溪更发现中医之学在陈氏家族的重要性：“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中医学传统，仍非常重视。”（203页）他重申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意在修史，一反学界对此书“不免枝蔓”的批评，“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334页）。

《王国维和陈寅恪》虽有不少文章，成于数十年前，论文虽旧，却能弥新。我在读研究生时，就读过不少先生的文章，如今重读，论文没变，心境却异，让人想到谭元春所说“诗不惟移人性情，并移人岁月”，如今看来，诗文都是如此。当年读刘梦溪论王国维之死以及经济问题，想到的是李敖说过“有现实主义的条件，才配谈理想主义”，“移人性情”且“移人岁月”之后，重新审视，李敖说对了，所以王国维痛苦；李敖也说错了，王国维之不凡于俗，凭着天资、坚持与努力，每治一学，便开新说，更在于此，明知现实，却更坚持理想，有时这是逃避，有时却是一种直面，但不管是哪种，无可奈何，终究成了挥之不去、沦肌浃髓的痛苦。而王国维经济状况不佳，还能坚持无用之学，虽然坚持学无新旧，学术是目的而非手段，终究还是陷于新学与旧学、学术和政治的难解矛盾，这不只是王国维的问题，更是时代的问题。

其实，如果说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刘梦溪判断是“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更进一步来说，做学问，唯佛能知佛，陈寅恪早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纪念碑铭》《遗书序》就能知王国维之痛，若借用李建民书名，那是“王国维与绝望的一九二七”。心理的痛苦，不亚于身体的病苦，外人自然难知，深受其苦的“痛主”，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能懂王国维，也能懂柳如是，《柳如是别传》，既是对历史残篇的抚摸，或许也是对王国维内心裂痕痛苦的理解与延续。西人研究痛苦史的名家，诸如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等人，或注重私己的体验，或强调痛苦的形容语言，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潜意识，或可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互为参照。不过，这类痛感，既是个体对价值崩塌的失望，也是文化共同体断裂的集体创伤，陈寅恪对于王国维、对于柳如是，陈寅恪实则是以史学为媒介，在“残山剩水”中重构文化痛感，它不等同于西方痛史看重的身体语言化，或是战争创伤的社会问题，而是直指文明存续与士人责任的终极关怀。换句话说，主观的体验（痛），并非如伊莱恩·斯凯瑞等人所言，非要挑战宏大叙事、国族主义不可，王国维或陈寅恪等人的独特处，在于将“痛”视为文化血脉的密码，而解读者需具备同等的精神高度，要知人论世，更要以意逆志。这种视角，恰可补足西方理论中较缺乏的文明史维度——痛苦不仅是个人或社会的现象，更是一个民族在改朝换代，或是历史转型中的认同重建。而陈寅恪的“以痛证史”，他笔下的遗民，既是古典，更是今典，故此书不只是史传，更像是一纸挽歌，为王、为己、更为那个荒谬诡谲的年代。

当然，本书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陈寅恪用今典古典，写王国维之死，而有《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本不愿多着墨于具体的人和事物，或欲维护王国维清誉，或本身写作策略使然，故说“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如今刘梦溪反过来，从抽象而具体，以陈寅恪之法来解释陈寅恪之意，当然刘梦溪重在呈现纲纪的文化理想，以及承载此理想的君臣、朋友之伦，论及于此，自然而然会指名道姓，套句古语，就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这也是古今典视域交会的必然结果。只是所谓“今典”的判断，到底能有多少证据，仍未能明朗，若合情合理，自然能添新说，但所谓今典为谁、是指何事、又是何时，究竟是研究者的话多，陈寅恪的话少，还是真的异代知音，千载难逢，恐怕依旧难证。正如余英时也用今典古典的交互，揣测陈寅恪的选择，诗文释证，一应俱全，结果是自己的政治立场多，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少，也引起诸多反对意见，虽然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终究只能聊备一说。另外，还有中国哲学与经学合法性的问题，哲学属于当代学科分类，但符不符合中国学术传统，多有争议，经学是自然传统大宗主脉，却与现代大学体制多有扞格，究竟该列入何系何类，始终未定。刘梦溪曾引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又参照《教育小言十三则》《欧罗巴通史序》，王国维说明学科分业之必要，而张之洞竟未设立哲学一科，且把经学置于分科大学之首，群经又分科，别于文学，王国维对此多有批评。刘梦溪指出当时学界甚少提及这篇文章，但王国维是作为教育、课程、学科分类的概念所提出的，刘梦溪在二十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王国维是首先意识到现代学术需要重新分类的现代学者。这里涉及他写的一篇极重要而又鲜为人注意的文章。”（149页）只是限于主题，点到为止，未及深化，其后李存山、干春松、许苏民、李承贵便接着谈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关系，并重审金岳霖等人提出的争论。当然，不论是学科还是领域，近代经学的失落，如今我们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视野的转换，用柯文（PaulA.Cohen）的话来说，是从“冲击／回应”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因此不论从教育还是其他方面来说，经学都须复兴，而经学从当代学科分类中被除名，自然也必须说上王国维。

《王国维和陈寅恪》，还有些小问题，只是并不影响阅读。书本封面题为：“刘梦溪剖析大文学史家”，无论如何，“大文学史家”都远不能概括王陈，猜测这是出版社自订的标语。2019年的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版便无此句；“箭堆式的人物”（184页），估计是“箭垛式人物”的误写。第七章页眉误写为第六章第五节标题（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340页提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应为《四库全书总目》；348页以《柳如是别传》与《元白诗笺证稿》比较，文中“后者”应为“前者”（348页）。

最后，《王国维和陈寅恪》不仅是对两位大师的历史追述，或许也是刘梦溪自身学术精神与文化理想的投射。他笔下的王、陈之痛，既是身世之痛，也是文明之痛；他所关注的，不只是人物的轨迹，更是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断裂中安顿自我与文化理想。刘梦溪的论述无疑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文化转型的重要视角，读此书者，不仅是在阅读学术史，更是在与那代人未竟的精神遗志对话。而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贡献，更在于它试图唤起了我们对文化传承与士人精神的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中心 刘芝庆